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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掌柜评论
 
       掌柜最近正在研究商战中的“人民战争”理论，而当下的中国，城市作为人民群众最为重要的载体，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不同层级、不同特征的城市，其背后是各具特色的人民，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需要被独立地对待与尊重。把握城市的趋势，便是把握消费者的宏观需求，本文值得一读！
 
       中国的城镇化在提速急行20余年后，正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由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和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这一时期城市发展出现的众多表象，汇合成蔚为壮观的六大趋势。
 
       这六大趋势包括：
 
       人口和经济愈益向大城市群集聚
 
       城市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未来能走多远取决于城市创新能力
 
       有均衡发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
 
       重视绿色发展的城市更具魅力
 
       以文化充实城市内涵渐成新趋势
 
       专家们在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城市综合发展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国内城市间发展失衡严重，即使是引领着中国经济前行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也还存在相当差距。当然，这也将成为中国城市和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所在。
 
       趋势之一：人口和经济愈益向大城市群集聚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群，以巨大的开放空间和发展能量引爆了大规模人口流动。
 
       在中国地级及以上的295个城市中，有116个城市常住人口规模超过户籍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数量分别达到987.3万、818.6万和745.7万，为人口流入规模最大的三个城市。与此同时，有179个城市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其中重庆、周口、商丘三个城市外流人口数量分别达到383.8万、356.4万和345万，为人口流出规模最大的三个城市。
 
       “这组数据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口流动规模的剧烈性，同时也意味着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城市。”周牧之教授在接受《瞭望》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而流动人口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动向更加明显。
 
       珠三角城市群（9城市）：常住人口为5763.4万人，占全国城市（地级市及以上，共295个，下同）总常住人口的4.5%；
 
       长三角城市群（26城市）：常住人口为15048.1万人，占11.8%；
 
       京津冀城市群（10城市）：常住人口为8947.4万人，占7.0%。
 
       三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占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总数的23.4%。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对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较分析得出，全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前30位排名中，有17席是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其中上海、北京、深圳、东莞、天津、广州、苏州、佛山等前8位的城市均属三大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已经分别接纳了2569.9万、2182.5和1259.4万人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总计超过6千万人口的净流入。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专家组成员、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将城市人口的流入与流出比喻为山峰和峡谷，他描绘说：“有耀眼的山峰，更有沉陷的峡谷。而且，耀眼的山峰更加耀眼、沉陷的峡谷继续沉陷不一定是小概率事件。”
 
       当然不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伴随着人口向大城市群的大迁移，中国经济也出现向城市群、特别是三大城市群聚集的动向。
 
       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珠三角城市群GDP规模已达5.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长三角城市群达12.7万亿元，京津冀城市群为6.1万亿元，这三大城市群合计创造了全国36.2%的GDP。三大城市群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
 
       中国出现的这一趋势与世界城镇化大趋势合拍。
 
       据周牧之教授介绍，2015年全球城镇化率上升到54%，城市人口达到39.6亿人。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攀升至60%，城市人口将达约51亿人。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将达到85.4%，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也将上升到63.4%。
 
       不独如此，世界城镇化进程中的大城市群化趋势也愈演愈烈。周牧之指出，大城市群是指以超大城市为中心，通过高速交通网将复数城市连接成一体的城市连绵地带。大城市群具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众多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是国际交易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目前全球已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群有以纽约、华盛顿、波士顿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和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大城市群。
 
       日本太平洋城市群包含了东京大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近畿都市圈为主构成的城市连绵带，有东京、横滨、川崎、琦玉、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户8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型城市和众多中小城市，人口规模达到7547万，占日本全国人口的60%，以21.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日本66%的GDP和62.4%的制造业附加价值。
 
       在中国，人口和经济向大城市群集聚，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分化。张仲梁指出，城市发展分化的背后，是资源配置、人口移动和经济增长的分化。“以前是大家都在路上，虽然有的是跑，有的是走，但现在则是有的继续在跑，有的继续在走，有的则已经停下来不走了。”他说。
 
       周牧之进一步指出，城市规模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水准和管理组织水平的提高，集聚对提升经济效率、丰富城市生活的效益越来越明显。同时，作为集聚的负面效应，不仅有可能引发大城市病，在宏观上产业和人口的过度集中也会引起以地区差距为代表的国土不均衡发展等问题。
 
       而这，正是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趋势之二：城市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三大城市群迅猛发展的缘由，要归因于持续30多年的对外开放，以及由开放带来的大交流。张仲梁所形容的“停下来不走”的城市，则大多有着开放度仍然不高，与外界交流不畅的弱点。
 
       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排列的前20名城市中，5个经济特区和第一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9个位列其中，即上海、深圳、广州、天津、宁波、青岛、厦门、大连、福州。三大城市群中，有11个在前20名，其中珠三角3个、长三角6个、京津冀2个。这些综合发展名列前茅的城市，无一不具有持续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实现大交流、大融合、大交易的特点。
 
       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供的数据分析：
 
       在商务环境方面，在全国排名前12位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了10席，分别是京津冀的北京（第1）、天津（第7），长三角的上海（第2）、杭州（第6）、南京（第9）、宁波（第11）、苏州（第12）,珠三角的广州（第3）、深圳（第4）、东莞（第10）。另两席为西南的开放重镇重庆（第5）和成都（第8）所据。
 
       在开放度方面，在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有15席。其中上海、北京、深圳分据第1、第2和第3位。
 
       在交流方面，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有10席，其中长三角有6席，京津冀占2席，珠三角占2席，上海、北京、深圳分别为第1、第2和第3。
 
       三大城市群引领着中国的开放经济、交流经济，承担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任。
 
       作为对外开放重要指标的利用外资方面，珠三角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城市的8.9%；长三角占23.5%；京津冀占11.9%。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4.3%。
 
       三大城市群的工业外资企业比重，珠三角为27.6%，长三角为25.1%，京津冀为18.6%，均远高于全国295所城市14.4%的平均水平。
 
       🍷在销往额问题，据出境统计显示的商品销往额额，珠半圆的经济带为全中国的中国市区销往额总产值的23.7%；长半圆占44%；京津冀地区占5.5%。三种的经济带累计数塑造了全中国的中国市区销往额总产值的73.2%。  
       在三大城市群举办的国际会议数，合计更是占到全国城市的80.2%。
 
       周牧之教授分析说，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供应链不仅谋求生产的低成本，还追求物质、库存和时间的低成本。因此，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性和灵活快速的应对体制。三大城市群兴建的港口、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铁等，为全球供应链在中国高效率运转营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三大城市群的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3.6%；国际机场的货邮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67.8%；国际集装箱港集装箱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68.5%；高铁车次数量占全国城市的48.7%。
 
       趋势之三：未来能走多远取决于城市创新能力
 
       “中国大城市群的形成是顺应信息革命下全球制造业重新整合要求的产物。但在中国获得巨大工业生产力之际，世界却出现了全球性工业产品持续贬值、知识产品价值飙升的局面。”周牧之教授说。在这种背景下，创新能力的强与弱，知识经济发展的快与慢，左右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未来。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正不断提升，为知识经济发展提供着重要支撑。
 
       2012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在今天中国的专利授权量中，三大城市群合计贡献了58.9%，其中珠三角占全国的14.2%；长三角占33.5%；京津冀占11.2%。这三大城市群也是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区，R&D人数占全国将近一半，为49.6%，其中珠三角为全国的12.5%，长三角为24.7%，京津冀为12.3%。体现优质企业数量的上市企业数方面，珠三角占全国的13.7%；长三角占29.3%；京津冀占12%。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55%。
 
       周牧之教授分析说，提高知识经济接触效应的最佳途径是促使具有各种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间，实现便捷、高速的相互交流和知识创新。作为拥有巨大人口和与世界交往大平台的大城市群，正是实现接触的多样性、意外性和便捷性的理想空间。他认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交流经济平台的大城市群，不但需要建设支撑知识经济、交易经济的物理性功能，还需要兼备能够容纳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人们的宽容性和多样性。
 
       趋势之四：有均衡发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城市发展的空间均衡理念和原则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一大趋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首席专家杨伟民认为，空间均衡就是在一定空间单元内，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均衡。确立空间均衡的理念和原则，对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推进绿色城镇化，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发展排列前三位的是北京、上海、深圳。
   
       位列榜首的北京市，经济排名为第2，社会排名第1，环境排名则屈居第23位。被环境拖了大后腿的北京仍能排在第1，除了得益于经济体量大、品质较优之外，更得益于其在社会大项指标表现远超其他城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名城，其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的数量非其它城市可比拟，导致其在生活品质、传承与交流两个中项排名中都位列全国之首。
 
       上海虽为亚军，实与北京不相上下。其经济排名为全国第1位，社会排名第2位，环境排名第5位（环境大项中的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两个中项则排在全国城市的第64和第24位）。上海经济和环境大项的排名都超过北京而屈居次席，原因在于与北京相比，上海在传承与交流方面有相当的差距，在生活品质方面也排在北京之后。
 
       深圳后来居上，超过广州而成为全国城市发展综合排名的季军，改“北上广”为“北上深”。其经济和社会大项分别居于第3位和第11位，而环境大项位列第1位，其中贡献最大的空间结构中项排名第3位，其次是环境质量中项排名位列第10位。
 
       综合排名紧接深圳位居第4位的广州，经济、社会、环境大项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第11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排位靠前城市的“空间”固然是相对“均衡”的，但“空间失衡”问题在大部分城市中仍普通存在，有的还很严重。即使是排列靠前城市，也还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空间失衡问题。如北京的环境排名就比较靠后，而作为新兴城市的深圳，其社会大项中的“社会治理”指标，在295个城市中只排第113位。
 
       杨伟民指出，部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当地的人口规模以及为提高生活水平进行的经济开发超出了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空间失衡了。若一味强调就地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就挡不住这类区域根据“发展权”进行的经济开发，也就无法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的恶化。
 
       可以说，实现“空间均衡”的发展，既是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潮流，又是中国城市未来发展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
 
       趋势之五：重视绿色发展的城市更具魅力
 
       发展追求与环境制约的矛盾已经困扰了中国几十年，至今未能有效破解。《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为本的观念正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绿色指标，这些指标构成了循环发展的基础，如环境努力、资源效率、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城市设施等。周牧之教授说，与单纯鼓励“硬”的指标，如GDP、铁路、公路、楼宇建设的指标不同，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倡导的是发展品质。其追求的“绿色”不是狭义的环境因素，而是突出绿色发展的广义概念，背后包含着经济品质、空间结构、生活品质和人文社会等深层内容。
 
       综合发展排名前20位的城市，基本也都是在这些方面表现比较好的城市，如深圳、上海、福州、广州、佛山、厦门、苏州7个城市同时进入了环境排名的前20位，其中深圳和上海进入了前10位，成为兼顾发展与环境的城市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综合排名居第1位的北京，环境排名则跌落出前20名。北京在水土禀赋条件并不好的情况下，在环境大项的49个小项中仍有一些是名列前茅的，如国家环境保护城市指数（第8位），单位GDP能耗（第3位），公共交通路网密度（第1位），轨道交通线路里程（第2位），公共汽车拥有量指数（第2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第3位），燃气普及率（第1位）等。但环保投入财政收入比（第260位）、人均水资源（208位）、空气质量指数（第269位），PM2.5指数（269位）等指标都排列靠后。这里既有自身环保投入不足的原因，也有周边环境污染严重的影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发展前20位的排名，显示有两个“塌陷”的地区：一个是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人口众多的中原地区，一个是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
 
       中原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质量呈“双低”状态。以河南省为例，虽然人口众多，但大多仍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郑州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市，其综合发展排名位列第26，其中表现最好的是社会大项排名，居第13位。经济大项排名第23，在省会城市中也还算比较好的，但其环境大项的排名为第246，其中的环境质量在295个城市中排列第280名。与此相关，郑州历史文化遗存丰富，排在第15位，但国际游客数却只排在第48位。包括商务环境、开放度和创新创业三个小指标的发展活力中项指标，只排在第40位。
 
       东北地区只有沿海城市大连名列综合排名第19位，东北的省会城市则无一进入前20位。与郑州相似，东北各省会城市的社会功能、经济基础也都还是比较好的，例如沈阳的社会和经济大项分别排名第14和第16。“塌陷”首先表现在环境指标上，特别是其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的表现不佳，分别排名第185位和第190位。
 
       值得一提的是，呼伦贝尔市在全国城市环境排名中位居第3位，是整个北方地区唯一进入环境排名前20位的城市。
 
       以资源富饶而著称的东北，经过几十年资源开发，大部分地区已沦为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的“塌陷”地区，资源开发型的东北城市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升级。
 
       杨伟民指出，中国的城市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的理念，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要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绿色指标，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对照检查一下在哪些指标方面有差距，找到城市发展的努力方面。
 
       趋势之六：以文化充实城市内涵渐成新趋势
 
       如果说，在以往20多年提速急行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周牧之教授所形容的“单纯鼓励‘硬’的指标，如GDP、铁路、公路、楼宇建设的指标”，建城、造城、扩城成风的话，在今天的大转折时期，则出现了以文化建设充实城市发展内涵、带动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在这方面，三大城市群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依然走在了前面：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0.7%，其中珠三角为9%，长三角为20.9%，京津冀为10.8%。
 
       博物馆、美术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9.5%，其中珠三角为4.3%，长三角为16.9%；京津冀为8.5%。
 
       影剧院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33.3%，其中珠三角为6.4%，长三角为17.7%，京津冀为9.5%。
 
       体育场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71.6%，珠三角为8%；长三角为占16.3%；京津冀为47.1%。
 
       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6.3%，珠三角为6.1%，长三角为13.5%，京津冀为6.7%。
 
       世界遗产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6.6%，珠三角为1.3%，长三角为11.4%，京津冀为13.9%。
 
       文化建设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仅以旅游业为例，三大城市群入境国外游客数合计占全国城市比重为53.22%，国内游客数合计占全国城市比重为27.28%。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采用辐射力概念界定城市某一功能为外部所利用的程度。
 
       在文化体育辐射力排名前8位的城市中，有6个属于三大城市群，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分列前3位。
   
       高等教育辐射力排名的前2位是北京、上海，而在科技辐射力排名的前30位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了18席，前5位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均为三大城市群城市。
   
       不重视文化建设、不重视文化传承、不善于处理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关系的城市，只是一具没有灵魂、徒有其表的空壳，是不可能有发展后劲和未来的。这正成为中国诸多城市的共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凭借《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可以对中国城镇化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和评价，对中国城市发展提供更明确的努力方向。中国城镇化需要一套标杆和参照系在宏观上可以作为城镇化政策的工具，在微观上可以作为城市规划的抓手，同时还可以作为对政策和规划进行评价的尺度。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为中国城镇化下一轮的转型提供了科学的指标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也对形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挥棒”提供的坚实的学术支持。
 
       延伸阅读：未来10年将称霸中国的6大城市群
 
       在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格局中，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有若干综合经济实力强大的城市群与全球城市区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城市群已成为世界城市化的主流趋势。
　　
       在中国，受技术革新、要素流动和产业更新换代等因素影响，区域经济也正由传统的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城市群已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中国城市群总面积占全国的25%，却集中了全国62%的总人口、80%的经济总量、70%的固定资产投资、76%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5%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和92%的移动电话用户、98%的外资和48%的粮食。
　　
       未来10年，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20大城市群，可以说，他们的发展将会主宰中国的未来。
　　
       京津冀城市群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中一个重要的区域规划。规划按照“2＋8”的模式制订，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8个次中心城市。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规划》明确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区域定位，并将对产业布局、产业转移对象进一步明晰。
　　
       根据规划，到2017年，京津冀科技创新中心地位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率明显提升。到2020年，科技投入、研发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5%，区域形成分工明确、产业链与创新链高效连接的创新驱动。
　　
       据悉，此次京津冀协同的最终目标是，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例如，加快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探索新的管理运营模式，打造产学研结合的跨京津冀科技创新园区链；加快建设天津滨海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试点力度，强化对周边区域的引领辐射示范作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祝尔娟认为，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经济发展与国际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强调要突破爱游戏app 、区域、国别界限，构建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全国乃至全球资源的“创新共同体”，以保持其科技创新的世界领先地位。”
　　
       “到21世纪中叶，京津冀一体化将重现当年洛杉矶的崛起，这是一个世纪性的超级大国事件。”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表示。
　　
       曹和平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可能涉及50余个县，经济整合规模或达1.5亿人，其规模将远远大于当年洛杉矶崛起。
　　
       长江中游城市群（位于长江经济带）
　　
       2015年4月，长江中下游城市群规划获国家批复，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
　　
       国土面积约３１．７万平方公里，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区域城市群支撑之一，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
　　
       由此，中国国家级城市群由原来的3个扩展至5个（另一个是成渝城市群）。长江中下游城市群面积是长三角城市群的3倍，珠三角的５倍，面积为世界之最。
　　
       “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对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中部地区全面崛起、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务院在批复中写道。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副司长于合军介绍，去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大约是6万亿元，约占全国的8.8%，略低于京津冀城市群，与珠三角地区的九个核心地市的经济体量大体相当。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个特别明显是,发展态势十分良好。
　　
       于合军称，今年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长江中游城市群仍然有望保持9%以上的经济增速，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规划期是2015年到2020年，远景展望到2030年。于合军说，它有利于探索我国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有利于农民就近城镇化。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长江经济带）
　　
       2010年，国务院批准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
　　
       根据规划，长三角以上海为核心，区域内25个城市被分为核心区和辐射区。
　　
       并形成以上海为核心，沿沪宁和沪杭甬线、沿江、沿湾、沿海、沿宁湖杭线、沿湖、沿东陇海线、沿运河、沿温丽金衢线为发展带的“一核九带”空间格局。
　　
       目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已成为国际公认的6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
　　
       成渝城市群（位于长江经济带）
　　
       以2011年获批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为依托的成渝城市群，横跨四川省和重庆市，以成都、重庆两城市为核心，包括四川省内11城市以及重庆整个地区。今年年底前，成渝城市群规划或将会上报。
　　
       从资源和区位优势看，成渝位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处，是西部地区发展基础最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具备打造成为有全国性影响、辐射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的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所以，将成渝城市群纳入国家级城市群，有利于改善我国城市群数量不足、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更有利于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形成东中西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局面。
　　
       成渝城市群包括重庆全域和四川的成都、德阳、绵阳、乐山、眉山、资阳、内江、宜宾、泸州、自贡等11个城市。这样，不仅可以彻底改变重庆成都双核独大的局面，还可以补上两地中小城市“塌陷”的短板。
　　
       不仅如此，成渝两地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相互支撑和带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如果仅仅是重庆或成都与东部省份相比，显然是势单力薄的，但两者加起来基本可以和沿海发达省份去比较。
　　
       实际上，成渝城市群不仅会产生1+1>2效应，更会是1+1=4。成渝组成一个国家级的城市“狼群”，不仅可以避免彼此在以往竞争中的内耗，更重要的是，会在西部地区形成一个颇具潜力的增长极。
　　
       特别对中国企业乃至全球的企业，都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尤其在当代资本过剩、产能过剩的大前提下，最需要的就是市场，这里，可以催生出一个成长空间极大的市场。
　　
       成渝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密度、综合竞争能力仅次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并不遥远。
　　
       珠三角城市群
　　
       1994年“珠三角”概念首次提出，2008年12月正式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珠三角城市群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市为主体，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与港澳紧密合作。
　　
       长株潭城市群
　　
       今年，国务院批复同意《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规划》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对于加快中部地区全面崛起、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环长株潭城市群以长沙、株洲、湘潭为中心，外围分别发展常德、岳阳、衡阳、娄底4个次级城市圈（带）。总面积9.96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万，GDP占全省79%，是湖南重要的一大区域，对全省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2011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就把“环长株潭城市群”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并着力的发展这一战略型新兴产业。
　　
       现今上升到重大国家战略，说明环长株潭城市群进一步提升，对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将是一大机遇，对湖南来说是一大福音。
　　
       除此之外，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加快培育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使之成为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可以看出，未来中原、哈长等城市群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城市群的联动发展，将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做出巨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可见，伴随城市群崛起，中国传统的省域经济和行政区经济逐步向城市群经济过渡，城市群的区域增长极作用越来越明显。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此前表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需要打造20个城市群。
　　
       具体是5个国家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9个区域性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以及6个地区性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
　　
       对于城市群规划的进展，方创琳透露，哈长、成渝、海峡西岸三个跨省城市群规划，正在加紧编制中，今年年底前有望陆续推出。
　　
       除了城市群布局，11月3日公布的《建议》还对“十三五”时期，整个区域发展空间布局做了设定：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刘勇表示，传统说法叫“四沿战略”（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区域经济是一个整体，讲究“点线面”结构，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从而形成一体化结构。其中“线”的构成尤为重要。目前，这三条轴线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瓶颈需要破解。
　　
       此外，《建议》指出，要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和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重点地区一体发展，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开辟农村广阔发展空间。
　　
       在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方面，方创琳认为，若干重点经济区即是重点城市群地区。换言之，“十三五”期间需要增强20个城市群的建设。这20个城市群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没有竞争，只有竞合（竞争中合作）。但每个城市群内部的各个城市之间存在竞争关系。